“浙派”篆刻自1860年钱松服药而亡后,陷入了五十余年的消沉时期。在钟以敬的影响下,王福庵以“以书入印”,并博采众家之长,旁涉邓石如、赵之谦,开创性的探索出铁线篆印,重新振兴了“浙派”,世称“新浙派”。

“新浙派”篆刻不仅仅是对“浙派”篆刻的继承,而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呈现出渊静安详和苍莽瑰奇两大印风。渊静安详的印风,在篆法上探索出一条“以书入印”的新风格;在章法上追求“妥帖安详”,追求“字形美”;在刀法上冲切结合;在边款上的冲刀缪篆款颇具新意。苍莽瑰奇的印风,在篆法上“宗秦崇汉”,善作疏密对比;在章法上追求“神、奇”,布局奔放恣肆;在刀法上,以碎刀短切法为主,并探索出切中带摇的刀法。照搬传统,对印学发展没有意义,因为印学史本身是一部创新史,只有承古出新的首创者,才能名留印学史。善于将传统当成推陈出新的根基,才是续写印学史的明智之举。王福庵以独具开创性的铁线篆印和诗文曼妙的纪年印,重新树立起“浙派”的大旗,在唐醉石、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江成之、汪新士、谷有荃等人的努力下,“新浙派”篆刻成为民国篆刻史上五大流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