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石窟，古称"丁谷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村。据考证，千佛洞开凿年代为两晋、前凉，延至唐代，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是吐鲁番地区现存高昌时期最早、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群。

吐峪沟石窟由东区、西区及霍加麻扎组成，沿沟谷两侧南北约500米范围之内分布，其中主要窟群有4处，沟东、沟西各2处。存世洞窟总计为94个，编号洞窟46个。保存了公元3―9世纪的佛教壁画。13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废弃。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到此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吐峪沟石窟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吐峪沟石窟存世石窟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整体布局形态，洞窟形式丰富多样，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珍贵实例。吐峪沟石窟也是高昌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石窟，是当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与衰微都与高昌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

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古称"丁谷寺"，"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

据5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在吐鲁番站稳脚跟。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在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代，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的描述: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入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吐峪沟石窟

吐峪沟崖壁多沙砾，容易坍塌，所以高昌王国在木头沟内新辟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并逐渐取代了吐峪沟石窟的重要地位。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回鹘僧人还曾在此整修寺院。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逐渐确立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吐峪沟才逐渐废弃。1905年，勒柯克到这里还见过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地仅仅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他还在这里"发现了两口袋公元8世纪到9世纪的写本"。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座庙宇整个坠入了峡谷，再也不见踪影。

依现存有限的9窟建制、壁画和佛持遗址的情况，除能大体了解吐峪沟自十六国北凉迄于唐代数百年的发展概况外，并不能详细地展示各个时期吐峪沟石窟艺术的完整风貌，这主要是因为吐峪沟石窟在历史上曾屡次遭受劫难首先是13世纪以后全疆佛教石窟遭遇的那场伊斯兰教大劫难。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严厉禁止偶像崇拜，在伊斯兰圣典《古兰经》中就明确宣布，拜像是魔鬼的行为，警告人们不许绘画神像。于是，当穆斯林武士们于13世纪越过葱岭进入佛教艺术兴盛的南疆后，对佛教采取了无情的镇压政策，佛都寺院及文物几乎全部受到破坏。延至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进入东疆，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佛像偶像被砸碎，色彩班斓的壁画被捣毁。其次是外国列强的疯狂劫掠。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曾麕集着诸列强各种名目的文化控险队、考察团，新疆就曾是他们"考察"热点地域之一。仅以对石窟艺术的考察为例，就先后有俄国的克列门兹和奥登堡、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日本的渡边哲信、崛贤雄、野村荣三朗、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英国的斯坦因等人，他们深入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先是进行测量、绘图、拍摄和考古发掘，然后就是野蛮疯狂盗运。对吐峪沟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勒考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4次到吐鲁番。勒考克1905年第一次来到吐峪沟就剥割了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临摹，以补充原来资料的不足。这样，吐峪沟石窟在经历了宗教性的劫难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洗劫，从而石窟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 1916年，吐鲁番地区发生大地震，三分之二的吐峪沟石窟顷刻间灰飞烟灭，被永远深埋在岁月的尘埃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在1952年、1961年两次组织专家到吐峪沟考察，随后实施了维修、加固、看管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未进行过发掘。只因考古界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如果保护技术跟不上，让文物保持原态反而有利于保护。 我国学者黄文弼也于1928年考察过吐峪沟。1949年以后，政府重视对吐峪沟石窟的保护和管理，1952年，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西北文物调查组考察了这些洞窟。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和通一法师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测量、绘图、拍照，并作了文字记录，新疆博物馆沙比提也参加了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