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

中古是仕隐矛盾从尖锐到趋于缓和的阶段。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从东晋的大隐到王维的亦官亦隐，再到白居易的中隐。他们一是以官员为主体，较之于此前的小隐者，中古时期对隐逸关注最多、思考最深的往往是身处官场的士人；二是身处官府而心游山林；他们都是吏隐——以吏（官）为隐，在劳碌于案牍(dú)公务的同时，又渴望享受闲适自由的隐逸生活。从思想根源上讲，儒道佛都有影响。

西晋王康琚(jū)《反招隐诗》：“小隐隐陵(líng)薮(sǒu)，大隐隐朝(cháo)市”。东晋南朝也有一些与大隐相近的范畴，如朝隐，隐于朝堂；市隐，隐于城市；心隐，身体出仕而心灵隐逸，这些范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大隐的特征。从思想上讲，作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哲学可以说是大隐最重要的基础，只有经过般若之“空”的荡相遣执，才能消解仕隐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