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隋唐佛学中关于缘起法则、佛性依据、修行方法与途径等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辩之研究，来体现这一时期佛学界“百家争鸣”的精神风貌。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的主要标志。就是体证了缘起法的深刻道理。此既有经文的依据，也是大小乘各派一致的共识。而对于缘起法则的不同认知，又促成了以后大乘佛教诸种缘起说的形成。隋唐二朝佛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印度原版的阿赖耶缘起说与具有本土特色(或经改造过)的如来藏(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以及“一念三千”等学说之间的相互角逐。其中“唯识无境”理论中的“境”，乃指“遍计所执”而成的“假境”和“依他起”的“客观外境”，依据唯识学的观点，这两种“境”都是不实在的，只有去除“遍计所执”的迷误，直接观照“依他起”的存在，才能得到万事万物的真实状况，即“圆成实”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缘起学说方面的争论涉及到哲学上宇宙问题的讨论，但又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内容无关，二者不能混淆。 佛性的有无，是关系到一切众生能否成佛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性皆成”与“五姓各别”的辩论，也随之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争鸣”之一，原因即在于此。尽管由于玄奘的声望以及唐王朝的有力支持，“五种姓说”曾经风靡一时，但因为有悖于中土国情而终未能为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