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标志着中国文化知行观的初始形成。此后，《左传》中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到了孔子，又提出了“知及之，仁能守之”的期望。这说明，所谓知行观的问题，一方面表明“知”与“行”并不完全一致。知属于主观而行则属于客观，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将二者的一致或统一作为人生努力的方向，以表明其主客观世界的一致或统一。所以到了荀子，就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作为人生为“学”的最高指向。实际上，作为人生之“学”，正像荀子在《劝学》中所提出的“学不可以已”一样，国人永远都在学。但在中国历史中，真正将“学”作为一个时代普遍自觉的社会风气却是由宋代表现出来的。而宋代社会的这一特点，又是唐末五代以来由于武人轮番作乱所形成的人心思治的社会大环境所造就的，当然也为北宋皇室“偃(yǎn)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以及其文治社会的大方向所决定，所以宋代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文化、尊重士人的时代。与之相应，宋代也自然成为最重视“学”的时代。比如被尊为道学之祖的周敦颐，其综合《易》《庸》所撰写的《通书》，就明确提倡“志伊(yī)尹(yǐn)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张载也有关于“学大源”的探讨，并以“诚明两进”作为为学的基本进路与主要方法；至于二程，则不仅广收弟子，而且还专门修改《大学》，以服务于这个以“学”为重心的时代。所以，当黄宗羲总结宋代学术而撰写《宋元学案》时，就以“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来概括北宋社会普遍劝学的风气。

正因为普遍重“学”，所以专门讨论“知行关系”的知行观也就成为宋代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当然，知行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又是与整个宋代的社会形势及其走向密不可分的。首先，赵宋政权的开创者对于中唐以来武人作乱格局之刻意扭转成为其最基本的动因，于是，这就有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以及“杯酒释兵权”和其文治社会的大方向。其次，隋唐以来的“三教”并行以及佛教徒对于儒家经典《中庸》《大学》的表彰又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文献与思想视角上的依据。所以，当周敦颐撰写《通书》时，就以《易》《中庸》的融合作为方向；而张载的“造道”追求又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至于其对“诚明两进”之为学进路的探讨，又说明儒家的天人合一指向已经落实于“先尽性以至于穷理”的“自诚明”与“先穷理以至于尽性”的“自明诚”之间了。实际上，这也等于是对宋明理学的为学进路展开了一种“自天而人”与“自人而天”式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