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家以农名派,战国时曾因与儒家论战而引人注目,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并跻身于“九流十家”.秦以后有志于农者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研究传统,逐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农家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农学思想、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法、防灾救灾措施等诸多方面；整个群体还表现出重农务本、关注民生的学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农家文化,其中精华部分在新时期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古代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首述农家,并设“农家”类收录先秦及汉代农家著作.此后的史志、公私书目和大型丛书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分类方式,直至《四库全书》。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著、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家在研究农业生产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因农家学者身份复杂,有在朝的地方官员和朝廷要员,也有在野的隐士和平民,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研究农业技术的条件不同,撰写农书的方法、目的和农书的指导范围也有区别,因此,根据农家的身份把农书归为平民所撰农书、地方官员所撰农书和“高官”所撰农书三类具有一定意义.尽管农家身份背景各异,但他们撰著农书的主要动机大体相同:资政重本、总结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只是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不同而已.不同农家学者撰写农书时的资料来源也有共同之处,主要来自文献搜集、亲身实践和调查采访,但各有侧重,在朝为官的农家长于文献搜集；隐士和平民农家则更注重对自己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调查采访则是所有农家共同使用的方法.随着农家的发展,农家著作的内容逐步由单一趋向丰富,最终涵盖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农家著作的结构也由简单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众多农家著作主要以手抄和官颁的方式流传至近代,甚至流传至国外.近代以后,主要农家著作均得以整理和出版。

中国古代农家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思想性.“三才”理论是农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三才”思想中的“人地”关系和“人天”关系的地位随着农家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的“人天”关系逐步得到强化,经历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趣时→顺天→盗天→合天→胜天”的变化过程。农时方面,农家在沿用常规指时方式的基础上,还以作物生长过程、土壤特征指时,并把多种指时方式综合运用,以更准确把握生产时机.农家所谓农时既包括农忙之时,也包括农闲之时,从总体上分为春耕、播种、中耕、秋收、冬藏“五时”,“五时”之下又细分上、中、下三时,形成了系统的农时内涵.农家还揭示出农时与农业收成、产品质量、灾害以及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土地用养结合思想和农业生产“三宜”原则也随着农家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在系统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农家更注重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也是农家著作的主体内容；农家主要集中于总结土地利用、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林业园艺、蚕桑、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农具的改进与制造等诸多技术,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些贡献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农家强调重农务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风尚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农家建议国家应注重农业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保障和督促农业生产.农家特别强微观层面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主张在有限的规模上合理安排农事和劳动力从事多种集约经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并总结了细致的家庭经济核算方法.各种农业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过程,农家长期把农业生产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能够从自然规律的本身认识农业灾害的概念、种类,相对准确地揭示出灾害产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基于对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古代农家总结出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突出了水利防灾优势,在水利工程,用水技术和提水工具的运用方面多有总结.农家更强调以技术抗灾,总结出了一系列抗水旱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以物理、生物或化学等手段防治农业生物灾害；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以预防低温、风灾等.针对灾害频发的现实,农家还强调多种经营、储备节用,积极发掘备荒食物以减少灾年饿殍遍野之患。

古代农家在农业研究中始终秉承着民生关怀的传统和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5000年历史中曾经历过四个寒冷期.其中后三个寒冷期,灾害频发、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农家也相应出现了三个活动高峰。就个体来看,大多数可考的农家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且都具丰厚的儒学背景,环境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激发了农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古代农家在农学著作和相关文集中以文、论、诗、画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当时民生疾苦的状况,涉及对百姓生命的关注,对百姓负担沉重的慨叹和对百姓苦累的悲悯.实践上,为官的农家注重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官施政,并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有序进行；在野的农家囿于地位,只能著书传道,为民生艰难而呼号,并提出丰富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和建议。古代农家的民生关怀精神和实践有的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肯定,有的则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在关注民生的过程中,农家逐渐形成了民生思想,关注焦点集中于民食、民利、民命、民财等方面。

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代学者对农家的评价经历了“完全否定→逐渐认可→完全肯定”的过程,“农家”类在古籍中的排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古代农家历史地位的上升。而近代学者对农家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事实上,农家文化源远流长,农家与儒家、道家、医家等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重农务本,器道并重,关注民生则是农家文化的显著特色。农家文化中的用养结合、灾害防治、循环经营等技术经验对当前发展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集约经营思想以及重农思想对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农家的治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民生关怀精神对当前学术研究和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