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东晋皇室暗弱、门阀士族相继执政的局面使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部分甚至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舞台。东晋还是一个战乱不断、灾疫频发的时代，促使人们加深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认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文人们既要全身远害，又要寻求精神的出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积极方面，他们或通过理性的思考寻求解决苦闷情怀的哲学依据，如谈玄、写玄言诗等；或通过宗教信仰来安抚不安的灵魂，如慧远的建斋立誓、期生西方；或通过艺术（音乐、书法、绘画）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消极方面，通过药、酒、女人、衣服、器具等物质享受来及时行乐。<br>　

渡江之初，文坛寥落，尚有干宝、郭璞等人抒发不能建功立业的苦闷心情。东晋前期，有一批文人聚集在桓温幕下，却没有立功沙场的豪迈情怀；东晋中期，孙绰、许询等隐居在会稽山阴，渔弋山水，谈咏属文，无处世意。东晋后期，雷次宗、刘程之等人走上庐山，依附在慧远周围，建斋立誓，吟咏山水。谢氏子弟则在建康围拢在谢混周围，诗文赏会，为“乌衣之游”。他们已经失去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剩下的只有淡漠的情怀，大部分文人作着风格平淡的诗文。

虽然主流风格如此，然而，在不同的时期，诗歌的风格还是在不断的变化、转型。

东晋初期，干宝、郭璞之诗尚有建安余绪，而到了东晋中期，“（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之”（《续晋阳秋》），又回到了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东晋末年，陶渊明出，儒道两方面的学术修养，促成了他“淡雅”的诗风。　

 作为一代之文学，东晋文学不同的体裁也呈现出不同的意趣和风貌，也是复杂而有意味的。郭璞的游仙诗包含了多重情感意蕴，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点：反映现实苦难；吟咏坎壈之怀；叙写退隐之趣；抒发羡仙之情。干宝“并非有意为小说”，他的《搜神记》

意在“成其微说”，对后世小说影响深远。东晋玄言诗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精神境界：一是兰亭境界；二是庐山境界；三是柴桑境界。所谓“兰亭境界”，是指永和九年兰亭之会所作玄言诗体现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种精神苦闷暂得舒缓的逍遥，诗歌体现的是萧散野逸之趣。所谓“庐山境界”，是指慧远及其追随者所作玄言诗体现的精神境界。

那是一种虔诚信仰下精神的升华与超越，诗歌体现的是淡泊高雅之趣。所谓“柴桑境界”，专指陶渊明玄言诗所体现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种儒学人格与道家人格融汇统一的精神境界，诗歌体现的既有高洁的操守，又有任真自得之趣。东晋辞赋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是继往开来重要的一环。其主要特征是：表现对象的拓展；内容与风格的转型和表现手法的微妙传神。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寄至情于淡泊，释苦闷于理趣，静穆幽远的背后，是不变的高节与坚贞的信念，是难以释怀的苦闷与愁绪。

 在文学思想方面，东晋无甚建树，而且与它的玄言文学不能构成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葛洪今存诗文作品不多，其《抱朴子》反映了他“合于兴化”、“今胜于古”的文学观念。李充是文学家、文论家，其《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的重要发展，对后世文体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他的主要文学思想是“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

陶渊明没有文论传世，从他的诗文中透露出一些文学思想。他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有三种：“自娱”、“言志”、“导达意气”。总的来看，东晋文学思想还是儒家的抒情、言志、教化思想。东晋的时代文学精神是孱弱的，当时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是体现在玄学中的理性精神，还有因服膺儒学而产生的教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