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五代十国历史研究的成果逐渐丰富,研究领域趋于细化,但仍留有空白。在传统研究侧重历史沿革、典章制度、社会文化之外,探究五代十国多个政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五代-宋的统一走向有何贡献,这样的选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学者视野。 五代十国如此多的政权,彼此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的关系靠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和维系?这样的方式对于政权存废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对历史大势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 在公元907年-960年这一时间范围之内,由唐王朝分化而来、先后或同时存在的有十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越、楚、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闽、南汉、北汉,它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王朝”甚至“藩镇”,如果要用一个合适的称呼统一对它们进行指称,最合适的概念恐怕就是“政权”。54年中,这些政权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式交流和交往,本文称之为“交际”(非“外交”)。交际及其过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每个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时代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代战争频仍,但交际就只能是“军事斗争”的附属吗?恐怕难以妄加定谳；十国各有自己的社会治理需求,但交际是有效的“社会管制”手段吗?显然也不准确。所以,对于“交际”的研究,需要在“事件史”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定位,这一定位也与进一步拓展乃至重新发现对五代十国历史的观察视角密切相关。 交际的基本目的是“求同存异”。陈寅恪先生说过,在五代十国雏形已现的唐末,中原和南方各个地区“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五代十国各个政权,.正是有这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一一相同点是大家都是军事割据,不同点是社会文化风貌千差万别一一才有了彼此交往的基础。 无论五代还是十国,交际的第一义应当是追求和维护政权的“生存”,第二义才是客观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它们所面对的形势,以及形势的不断整合(交际本身也是整合过程中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在此之前,恰好有两个典型例子,为我们了解五代十国政权交际发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一个是幽州燕国的建立和灭亡,从唐景福二年(893年)五月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正月；一个是前蜀建立之前王建成为蜀王和取得蜀地控制权的过程,从唐光启二年(885年)四月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