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考证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当代学者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王美盛《石鼓文解读》认为石鼓文作于公元前525年，为东周王作。主要根据是鼓文中有"吾获允异"句，与《左传》记载吻合。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肯定此说。

石鼓文研究

唐代：

石鼓，唐贞观时期发现于宝鸡陈仓。然上无年代款识，也无作者姓名。加之诗文缺文少字，以及文字古奥难识，诗意含蓄隐晦等诸多原因。人们均不知所写为何，产生于何时，所作何用。于是，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贞观时之吏部侍郎苏勖称赞道:"世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高宗时的书法家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也说:"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开元年间的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道:"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作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他赞美石鼓书法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历史上，苏勖第一个认为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的笔迹。这一看法得到李嗣真的附和，张怀瓘的论证。于是"石鼓"、"石鼓文"从此便得了名，文字被判定为史籀所写，石鼓便被认为是讽谏周宣王畋猎而刻制的东西了。

唐肃宗至德时之书法家窦臮《述书赋》上下二篇，其兄窦蒙为之作注。云:"史籀，周宣王时史官。着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即其文也。石寻毁失，时见此本，传诸好事者"。窦臮所记之"雍城南"，是言石鼓发现的地方。"猎碣"的称呼，即源于此。而文中所言"打本"即是石鼓拓本，说明了至德时已有石鼓文拓本流传于世。

小结，唐代二百七十九年间对石鼓文化的贡献是:

一、完整地发现了十只石鼓，较为妥善地对石鼓作了保护与安置。

二、石鼓文字受到了唐代书法家的广泛重视，高度赞扬与肯定，石鼓得以以拓本形式流传至今。

三、石鼓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基本得到了肯定。

四、杜甫、韦应物、韩愈的石鼓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代

宋代由于距唐代较近，书法家与学者受唐石鼓文思想的影响也较深，从《石鼓诗》中看对石鼓文的观点与唐代基本相同。两宋时期对石鼓文化的主要贡献是:

1、将五代战乱中丢失的十只石鼓全部寻找了回来;

2、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优秀的石鼓文拓本;

3、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石鼓诗歌与文章，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首次将石鼓载入志书;

5、无名氏《古文苑》最早辑录石鼓文。相传为唐人旧藏，北宋孙巨源得之于佛龛，宋韩元吉编次，章樵作注，后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中，今有清刻本存世。

6、首次出现有补文和译文的薛尚功《岐阳石鼓》，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学者石鼓文译释多从薛氏。

7、南宋施宿于《石鼓音》中，拟定了石鼓的鼓次顺序，后世学者多从之。

8、继欧阳修对石鼓产生年代产生怀疑之后，两宋学者董逌、程太昌、翟耆年、郑樵等，对石鼓产生于宣王时之观点也提出了怀疑。

元代：

元代一百六十二年间，对石鼓文的贡献主要是:

1、寻回了金人丢弃多年的十只石鼓，避免了石鼓之泯灭;

2、对石鼓妥善地进行了安置;

3、视石鼓为三代重器，引起了诗人与学者的重视，创作了一些石鼓诗歌;

4、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石鼓研究之著作，如潘迪之《音训》，吴衍撰《周秦刻石释音》等。

明代：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间对石鼓文化的贡献主要是:

1、较好地安放与保护石鼓，使之未受到明显毁坏;

2、创作了一大批石鼓诗歌，较好地宣传与扩大了石鼓文化的影响;

3、在研究石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杨慎所著《石鼓文音释》;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李中馥《石鼓文考》、陶滋《石鼓文正误》等;

4、杨慎撰刻所谓"东坡本"石鼓文(函海本)，虽来自薛尚功《岐阳石鼓文》补字本，但对后世产生了正负两方面不同的影响

以上资料源于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