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清曲是在明清时期流行于扬州一带的俗曲和小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曲艺唱曲形式,又名“广陵清曲”、“维扬清曲”,俗称“小唱”或“唱小曲”,主要流行于江苏省的扬州、镇江和上海等地,用扬州方音表演。
扬州清曲传统上是不化装、无说白和无形体的表演,风格轻便简洁、朴实无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音乐,曲调源自当地小调,还包括传自四方的各地小调,富有民间性和地域特征。
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是在元代散曲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风行的各种俗曲民歌,加以改造和利用,于明代中叶形成的。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所载的小曲名称,大多在扬州清曲中保留着,并成为最常用的曲牌。
扬州清曲发展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6)达到了全盛阶段。它无论在音乐曲牌、乐器伴奏方面,还是在曲目唱本方面,都空前地丰富多彩了。它成为当时扬州戏曲、曲艺界最活跃的曲种之一,并以其腔调的细腻、缠绵和抒情著称。
清代嘉庆道光以后,扬州淸曲随着经济的衰退而进入了衰落时期,大批本来是小康人家的城市居民,陷入了生计困境之中,再也没有时间和兴致去看戏、听书、品曲了,由此扬州清曲失去了大批的听众。清曲艺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琵琶、二胡,而去从事较容易获得生活资料的新职业。
从晚清到民国时代,由于战争频仍,经济萧条,清曲艺术的处境相当困难。但由于一些清曲艺术家的艰苦努力,还是将清曲艺术保存了下来。
抗日战争期间,扬州沦陷,清曲玩友谋生困难,一批名家如周锡侯、魏绍章、王万青等首次在扬州教场老龙泉茶社对外公演,正式挂牌“扬州清曲”。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清曲艺人除唱传统曲目外,曾编唱过《抗美援朝》、《三女夸夫》等新曲目。1951年前后,一些技艺较高的艺人被扬剧团和曲艺团吸收。扬州市曲艺团建立了专业的扬州清曲队,培养了一批新演员,并编演了《刘胡兰》等曲目。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扬州清曲遭到严重扼制:专业队伍解体,传授艺人改行,从艺人员星散。此后,扬州清曲虽有零星活动,但地域日渐狭小,艺术影响趋于衰微。
1986年,由扬州市广陵区文化站站长朱祥生负责,聂峰牵头,成立了广陵清曲之友社,向社会免费招收了两批清曲学员。这些学员学有所长,活跃在扬州城乡,但后来由于生活困难等原因,有些人渐渐离开了清曲社。尽管如此,清曲活动一直未断,陆续有马金林、徐顺英、陶梅芳、朱美兰、陶波、钱明珠、王兆根等人,坚持从事扬州清曲演唱、创作、传承活动。
扬州清曲为坐唱表演形式,表演者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且自操乐器互为伴奏。
其演出形式俗称“开席坐”:中设一桌,三、四人至六、七人三面围坐;面向听众。各操一种乐器,或独唱,或对唱,不化妆,也无其它道具。1986年,扬州市曲艺团演出新编曲目《老鼠告状》时,乐队坐在台侧,三位演唱者淡妆长裙坐在台中,齐敲瓷盘。演唱中还有离坐走动等幅度不大的表演。
扬州清曲的音乐结构属于牌子曲类的曲牌联缀体和单曲体两种,曲牌众多,旋律优美。
扬州清曲的曲牌非常丰富,迄今统计有一百多种,有宫调、商调、微调、羽调等调式。
其板式一般有一板一眼,一板三眼和一板七眼之分。演唱分单支和联套,全曲只用一支曲牌的为单支曲,俗称“单片子”。旋律优美的【南调】、【满江红】、【梳妆台】等常用作单支曲演唱,其曲目多达百数十首。用多支曲牌连缀而成的称套曲。套曲的结构比较复杂,最常见的结构称“五瓣梅”,即用【满江红】作头,用【叠落板】作尾,中间穿插多支其他曲牌。穿插五支以下曲牌者称“小五瓣梅”,穿插五支以上曲牌者称“大五瓣梅”。此外尚有一种少见的集曲结构,如用十八支曲牌中每一支的一部分集结成的【九腔十八调】,用【剪剪花】分别接十支不同的曲牌演唱的《十个郎》等。这些方式使扬州清曲曲牌的组合显得既有规律又自由灵活。
扬州清曲艺人过去多为男性,唱法上有“窄口”、“阔口”之分。窄口,就是用假嗓模仿女声,演唱女性人物的曲子;阔口,是用本嗓唱男性人物的曲子。演唱比较活泼诙谐的曲子时,亦称为“泼口”。
伴奏乐器有四胡、二胡、琵琶,也可加打琴、坠子和敲碟子、酒杯等打击乐器伴奏。
扬州清曲曲目十分丰富,有400余个,分单曲曲目和套曲。单曲多为写景、抒情、咏物、相思之类,如《风花雪月》、《四季相思》、《清和天气》、《烟花自叹》、《竹木相争》等;套曲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如《三国》、《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白蛇传》、《珍珠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