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与“臣”

　　两汉之际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动荡的政治给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古文经学两次立为官学又两次被废。两次今古文经斗争中的王莽、光武帝与刘歆、范升、陈元以政治身份“君”与“臣”出现在思想争论中。政治与思想的融合推动着汉代经学的发展。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发展中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的之争。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末年这两三百年间，今古文之争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分别是 ：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左氏春秋》为官学；东汉光武帝初年韩歆、陈元与范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官学；东汉章帝时贾逵主《左氏传》与李育主《公羊传》之争。这三次其中就有两次发生在两汉交替之际。
　　自董仲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开始到西汉末一百多年的时间，汉代经学名义上称之为“独尊儒术”，但已经较先秦儒学相去甚远。与先秦时儒、墨、道、法泾渭分明的学术形态不同，此时的儒学“霸王道而杂之”，依托先秦时代各家的经书为蓝本，经过师法，家法的交相传授，结合不同时代的具体事件，形成了一套涵盖天文历法、礼仪、祭祀、君臣关系等多方面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汉代以经入礼，以经入律，以经入仕的局面。甚至在处理边疆问题，民族关系，治理河道这些看似与儒家思想毫无关系的方面也能找到引经据典的依据。这是因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在朝堂，这个中心由君主与诸位大臣组成，中心的核心是君主。一旦某一思想被君主这个核心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时候，围绕在核心周围的臣子们也就脱离不开这一指导思想了。国家的中心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运行，它出来的决策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子。此时的“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学也就不再是单纯的为经书作注疏，做训诂研究经的学问，而是可以通经致用的政治思想体系。经学体系下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也就不仅仅是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它还是各家学者们为自家学派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