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其人其学，与北宋理学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以“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古文家和经学家，在倡导文风革新、经学转变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儒学的新义理、新思想尚未充分建立起来，自中唐延续到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还没有完成它最后的目标。“北宋五子”的出现代表了理学的初步形成，这是儒学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此后的宋明理学便进入了自先秦儒学之后的儒学第二期发展阶段。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列为首位，这在历史上素有争议。实际上朱熹的理学“道统论”并非历史性的系谱，而是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演绎成一个“哲学系统”，北宋理学在“荆公新学”、“温公史学”、“苏氏蜀学”学派林立的形势下脱颖而出，逐步成为儒学发展的主流，是因为它触摸到了时代思想的脉搏，完成了当时儒学发展所亟(jí)需的“哲学突破”，这一“哲学突破”的主要功绩应归于二程，周敦颐的哲理思想则是从孔孟到二程的“桥梁”，因此朱熹从哲学演变的视角将周敦颐视为宋代理学第一人。“道统论”有主观色彩，但从哲学义理演变的“内在理路”上看，自有其深刻的道理。即使我们今天撇开朱熹的观点，从纯粹的历史观点来看周敦颐其人其学，还是可以发现，周敦颐对北宋理学的形成是有实际贡献的。这主要体现在人格影响、解经风格和重要义理三个方面。周敦颐对二程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孔颜乐处”，在“理气关系”、“理一分殊”等重要的义理思想上，都可以看出二程继承周敦颐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