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腔，山东省即墨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乾隆年间，"肘鼓子"传入即墨后，与当地民间小调、 秧歌相互融合，形成柳腔，主要流传于即墨地区，后流行于胶东一带，并传入青岛市区。柳腔剧目现有传统剧目120余个，移植剧目80余个，现代剧目40余个，表演风格清新质朴，风趣生动。

2008年6月7日 ，柳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Ⅳ-117。

代表剧目

主要的代表性传统剧目为四大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八大记(《罗衫记》《绣鞋记》《玉杯记》《金簪记》《风筝记》《钥匙记》《丝兰记》《火龙记》)。

移植剧目主要有《逼婚记》《秦香莲》《打金枝》《宝莲灯》《凤还巢》等。移植剧目题材广泛，故事情节生动，其内容多系取材于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反映和宣扬男女爱情、伦理道德等。大多数剧目以倾诉人民心声，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颂扬英雄人物和诅咒人间邪恶为主题。少数剧目则含有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糟粕。

现代剧目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春暖花开》《夺印》《焦裕禄》等。现代剧目其内容多为歌颂共产党的领导，反映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等。

历史起源

乾隆年间，即墨以西水旱、虫灾相继来袭，群众背井离乡，来即墨者甚多。因乞讨困难，便利用他们当地的小调，在乞讨时演唱。当时灾民演唱的曲调即流传于民间的"肘鼓子"腔，该声腔流传到即墨后，与当地民间小曲、秧歌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声腔--柳腔。

发展过程

据即墨县文化馆调查报告称:

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年景不好，水旱虫灾，相继袭来，群众生活无法维持。西边(指即墨县以西)各县的群众背井离乡，四处逃散，来即墨者甚多。

因乞讨困难，便利用他们那里的小调，在乞讨时演唱。当地群众称他们演唱的戏为"周姑子"，即"肘鼓子"，传到本地又称"本肘鼓"。"肘鼓子"最初传到即墨后，当地群众非常喜欢，便有人跟他们学唱，学唱者最多的地区是即墨西部靠沽河一带的刘家庄、吕戈庄、挪城、丰享庄等村庄。

后来，本肘鼓与即墨当地的民间小曲、秧歌相互融合，经历了一段时间，不仅声调发生了变化，而且有说唱体逐步演变为板腔体。

初期，演唱形式比较简单，配乐只有一只手鼓或一副呱嗒板，每次演出只有三五个演员，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根据剧情需要一个演员兼演同一剧中的几个角色。演员的化妆、服装和脸谱也没有严格规定，演唱者于农闲时节和节日期间在集市村镇的街头巷尾坐下就演唱，被称为"攀凳子"。

虽然形式简单，表现粗俗，但却生动有趣，深受群众欢迎。

这样的演出形式持续了100多年。

1900年前后，柳腔受莱阳县"四弦小调"的影响，采用了四弦胡琴(称"四根弦"或"四胡")伴奏，配以唢呐帮腔。

初用四胡伴奏时，因没有乐谱，琴师拉的和演员唱得不能完全协调，它们之间就互相配合着往上"溜"，因而被人们称为"溜腔"。

后来，艺人们觉得"溜"字不雅，就借用同音字"柳"字，正式定名为"柳腔"。

由于柳腔在即墨境内广为流传，因而人们称即墨为"柳腔之乡"，称柳腔为"即墨柳腔"。柳腔作为一种地方戏剧大体形成后，便开始走上舞台，每逢年节庙会，艺人们便临时搭班登台演出。在演出过程中，伴奏乐器逐步完善，角色分工越来越细，化妆、服饰和脸谱也有了较严格的要求，流传的地区也更为广泛。

清代吴长元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五十年编辑的《燕兰小谱》中，记述了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成书的十余年里在京演出的"花部"演员26人，其中列为第二名的就是即墨人于永亭，而且被誉为"名辈"。

花部也称"驳杂"、"乱弹"，是对表演粗犷、语言通俗的梆子、戈阳腔等地方戏的泛称。

柳腔亦属梆子戏系统，即墨人于永亭所唱的梆子戏当脱离不开原始柳腔"肘鼓子"的韵味。

由以上这两则史料佐证了肘鼓子在乾隆年间传入即墨，并迅速由民间小曲向演唱戏曲转化的史实。

1900年前后，即墨西部的刘家庄、七级、移风、南泉等地，艺人们组织起5个初具规模的柳腔班社，除在县内演出外，还到平度、掖县、莱阳等地巡回演出。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艺人江文兴、江文龙、董乾三、范友山、蓝德先、刘作廉、杨立达等相继去青岛东镇平民市场、大陆市场、中山街的"劈柴院"及四方、沧口等处的小戏院里搭班演柳腔。他们的演出活动或返农村或回青岛，往来于农村与城市之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强化治安"，农村不准聚众唱戏，刘作廉等人带戏班重回青岛。这次回青岛不但扩大了队伍，而且在东镇找到了落脚点，剧团有了基地，演出也开始固定。后来成立的青岛市柳腔剧团，就是以这些演员为基础和骨干的。这期间，柳腔演员还经常同梆子、评剧、茂腔、京剧等不同剧种的演员同台演出，有时演员们用各种剧种的声腔合演一出戏。这些剧种的许多长处被有机地、大量地吸收过来，融汇于柳腔之中。柳腔与梆子同台演出的时候比较多，故当时柳腔也被称为"柳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