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和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文化的骨架”，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是中国文化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故笔者以本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本书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广泛结合传世资料和出土资料(“二重证据法”)，全面梳理阴阳和五行的历史发展进程，并综合考察了先秦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先秦思想和学术的一次整理和总结。 本论文共计六章，其内容次第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是一篇带有“引论”性质的文字。大致界定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与时限，陈述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列举了在阴阳五行研究中可资利用的“资料与方法”，并做了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在本章中，笔者明确提出：古中国的阴阳五行，实际上业已成为一大“公共思想资源”。 第二章《阴阳的起源》和第三章《五行的起源》，主要是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资料详细总结和考察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内容包括“阴阳”和“五行”语群的含义以及它们起源的地域、时代和起点等问题。 笔者认为，阴阳说和五行说并非外来之物，它们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阴阳观念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商和西周时期，“阴阳”字眼虽然已经出现，但尚不具备形而上的抽象的意义。 考察表明，直至商朝中后期，商人仍然没有明确的“五行”概念，但甲骨卜辞中已经蕴涵着后世“五行”观念的种子了。“五行”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应当就在殷商末季。 第四章《前诸子时代的阴阳五行》，主要是参照《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历史典籍，分别考察阴阳和五行在春秋末期以前(时间范围有时越出春秋)各自的发展情况，从而为考察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做一铺垫。 从西周晚期开始，阴阳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阴阳观念而上升为阴阳概念，直至春秋末年形成阴阳范畴。春秋时期，“阴阳”已经分别和物质性的概念“气”结合在一起了，当时人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存在着“相克”关系，但又认为对立的阴阳可以趋于和谐，阴阳转化思想也正式提了出来。